小风吹着她淌汗的脸,脚上磨起了水泡。她拼命地奔跑,她怕遇见坏人,怕遇见狼,也怕流产倒在无人经过的地方。路旁的得勒苏草摇摆着,像狼追逐她。她记起有一回狼偷袭她的羊群,发现时狼已经蹭到了她的身边,她“啊”地一声惨叫,手电筒正打在狼屁股上,狼吓跑了……趟过了巴勒根河,她顾不上穿鞋,一鼓作气向北,怀着巨大的恐惧,又怀着一线希望。
终于有一天,她的丈夫即将被发配到离我们公社很远很远的一个牧场。得到消息的那个夜晚,他谎称上厕所,连夜逃了出来,一口气跑了八九十里。第二天一早我见她的门虚掩着,推门进去便见到了他。“逃出来了?”他俩都不回答,眼睛红肿着,呆坐在炕头。“怎么回事?”她“哇”地哭了。两人以为这一见就是生离死别,再无在一起生活的希望了。军管会的人早就有话:在你们档案里记上一笔。以后你们和谁结婚都成,就是你们俩不成。他俩说了又说,觉得与其永诀还不如上吊,也落得死在一处。他们流着泪烧了珍藏的情书和家信,流着泪收拾了他们的东西,他们痛哭着。我看见炕上塞得鼓囊囊的帆布书包,看见炕头一纸遗书:“永别了,草原,永别了,牧民,永别了,知青。永别了爸爸妈妈和亲人们。我们为了革命来到草原,我们没做见不得人的事。今天,我们要光明正大地死在一起。衣物及一切,由知青和老乡任意选取……”我再也忍不住了,只觉得心中的血快要凝固了。
忽然,她记起沙窝子里挂了霜的通红通红的山丁子,记起了野天鹅的飞翔,记起了长长鬃毛的神话般的野马。“不,我们不死!”她止住了哭,在绝望中想起了世界的美好,“也许,我们还会再见,也许,我们还能团聚。”她喃喃着又流下了泪。
后来,她的丈夫被调到很远很远的一个牧场,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打石头、脱坯的汉子。
他走了以后,队里不再给她派活儿。于是她向队里借钱买粮。后来,她终于又回到了牧业队,回到了我们的知青包,她成了不被法律认可的人妻。上了年纪的额吉们见到她都“呼勒黑——呼勒黑”(真可怜、真可怜)地怜惜她,急匆匆地斟上热腾腾的奶茶,她总是很感动地一笑,并不抬眼看别人。
肚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,她一天天有了笑容,眼里也有了光彩。她一日日地盼着孩子降临,医生却告诉她胎儿是横位,分娩将十分危险。她跑到公社,求爷爷告奶奶似地请求公社给她开张介绍信和防火证,让她回北京去生。公社铁面无私,断然拒绝。(四)